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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6

    一点不同


    《卫报》记者本杰明夸大吕邦列伤势的报道,令国内的某些新闻从业者极为不满。称,如此而将我国描摩成了“黑帮治国”,中国人的尊严何在?吕邦列被打而本杰明未能施救,岂非做了带路的狗?

    事情的起因在农民人大代表吕邦列带《卫报》驻上海记者本杰明去广东的太石村采访民主选举一事。甫一进村,吕便遭到一群气势汹汹的恶人的毒打直到昏迷。本杰明在后来的报道里以为吕被打死了,把他从车内看到的吕被打情形状写了一番。就是这一番状写,让人觉得受了诬陷夸大诽谤之辱,进而声讨《卫报》,要求其以报道不实,开除本以作道歉。

    撇开本是记者的身份不提,这事搁谁身上都被吓破了胆。 持棍棒者没打本,也许是怕造成太恶劣的国际影响。看着同来者被拳打脚踢棍棒交加,那伤者的血肉形象刺激得人脑哪里还能分辨得出这里是瘀青,那里是擦伤?(若和吕邦列同去的是一位国内记者,相信一样也得被打成昏迷不可。)

    一般的受到这种视觉刺激的目击者,回去以后的描述怕是要比本所说更离奇更恐怖。当然本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报道的记者,事后理应先查明吕的伤势,再来写完整的报道(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当时能联系得上吕么?估计难。)从他夸大的伤情报道里,至少可以看得到当时的一些基本事实,本被吓痛吓呆了。

    至于由这一村之麻雀解剖,而就自己联想了“黑帮治国”,推广之臆测,却有些诬加之疑了。一村等于一国么?就使是布什,也不能等同于美国啊?

    后来看到本杰明还曾因为持反战理想而自愿到伊拉克去做人盾,就想,或许这年轻人到中国来,也是自作多情地怀了一份报道和见证中国民主进程的理想?看到反民主之为便会为之痛心于是起来呼吁?并非刻意要在国际社会造中国的谣?我总是将人往好处里想。 国人的愤怒,除了新闻的部分失实,还因为有一份‘自家的糗事不要你外人管,家丑不外扬,咱没着头自个儿处理好了’的心结在?

    我外文不好使,手头又没有《卫报》,不知报道里面有没有其它离奇乖张之处,但只就人提出来的这一处失实,想了一想。

    October 15

    续争端

     

      

    前些日的京华时报中有篇陈白村的文章叫做“怀才不遇”。说得很有特点。

    说:从来不相信所谓“怀才不遇”,先假设自己有“才”已属胆大妄为,又加上“不遇”来谴责社会,意欲何为?如果“不遇”,请先检点自己是否真有才华。若有黑幕,说明大家都有相同的机会去投机,为何不去?投机投得好,也是才华,有才华的人比没才华的人,即便在投机上,也应该体面大方些。

     

    说到机会相同,而发展各各不同,在媒体的历史里,我们是有体会的。我先生是个成色十足的体育迷。十几年前他最初看的体育报纸便是《足球》。到后来他是《足球》和《体坛周报》同时买,到了再后来,就只看《体坛周报》而弃《足球》了,为什么?他说足球里有的体坛都有,体坛有的,足球却没有了。

     

    能够将才华运用起来的投机是一种才能,能够获得大众的肯定更是一种非凡的才能。

    要说发行量的大是由迎合大众来的,而办报是为传布消息,推广视点,则既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话题那为何不去报道呢?若说发行量的大是为迎合某特指的机构和人物,在如今日益市场化,人们选择读物也越来越自由化的今天,岂非是痴人说梦?

    顺应民众,奉民众为媒体真正的上帝,使得区域报纸《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南北遥相呼应的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纸媒之二。要自个儿掏钱的纸媒,其发行量决非“万恶之源”。它反应的是民心所向,阅读意趣所指。发行量算得一种真正的民意。

    而当内容所指离民众的热诚距离渐大,离从业者的新闻理想越来越远……就有了《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主编李大同的“万言书”,有了《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的记者群体出走。

     

    现实与理想终是相栖相生的,若然现实一直困顿,理想必定会在这困顿的现实中疑窦丛生。

    刘总编的怒意,不能不说是一种困境中的气不打一处来的雷霆震怒。

    “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智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己的无情的路,与基督慈爱的上帝无关。”

     

    我无意多说是非。只是恳愿每个艰难前行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行走的路。

    October 13

    争端

          

           偶然几个人谈论,说国庆期间,《足球》刘主编在某期头版头条写了洋洋数千字,以出离之愤怒指斥目前体育纸媒中的惟一对手《体坛周报》以及报道藏足的某记者职业素养及价值取向恶俗竞争手段低劣……云云。

            于是分找了这两份报纸的两篇文章来读。

            原来,足球刚在与藏足老板的官司中一审输了,正窝着火,赶巧兄弟报纸恰刊出了策划已久的关于这个新兴足球队的详况,其中必不可少地提到了其老板,并引用了他对于这个官司的结果的几句话。

    汽油桶遇着了火星子,“蓬”一下子燃烧起来了。

            有了这个前提的了解,再细读刘总文章,就有了一份预备。其中他反复提到了他们不畏强权一直反黑,不惜以肉身拚刀枪的大无畏,而对方却极力缩之以保全,有违…….记者所作有违……通篇充满了震怒的痛斥。

            再读体坛,发现因为是一组现况报道,故确实未提球队老板以往之事,版面的大部分用到了球队本身上。而据人说,在既往关于该老板的相关报道中,却是有过详尽的描述和论评的。

            放下报纸,开始抚腮假作思索。

     

            现今的足球场中,假黑赌看似是比前少闻了,然相应的,体育场也空了,球迷也少了,大批体育媒体也关门大吉了,中超也裸奔了。世上的事物就是这样,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的既有恶欲也有希望,既有美丽的甘琼也有丑陋的毒汁,既有残酷也有温情……关上盒子,一切太平。假黑赌其实只是市场繁荣的一个反证,一个连体婴儿。

            正如三十年前的中国经济和经济道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无财可窃,无物可遗,谈啥闭户和拾遗?经济发达,发达则相应之一切附蛆也随即诞生,这就是游戏的实况而非规则。到底是先完善制度矗立好自身的框架,密封好自身的漏洞,以最大限度地钳制附蛆的生存之机,还是先四处钻山打洞捉蛆灭蛆,结果却是捣空了自身的地基,泥墙不敷,瓦石横飞?

             周报9月底头版董路的评论中有句:天好不容易亮了,你却用双手遮住双眼,重归黑暗……这份悲鸣绝不会只附着于某个具体的实体,而可及至更概念的体育,更及之于媒体,及之于制度,及之于整个社会,也及之于个人。

     

            谈到有选择地进行负面报道,在立与废之间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我想到了《南方都市报》。它在非典和孙志刚事件报道中独树一帜,俨然让读者看到了真的新闻理想之光在闪耀。直接的影响,非典新闻渐次透明,民众恐慌渐次递减,防护意识逐渐增强。而孙志刚事件更引发了一场席卷全民的立法维权讨论,若干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终于迎来了终结收容遣送历史,拟定新的城市救助管理办法之光明一章。利千万人而由我一呼,这样一种推动法制健全推动历史正义的荣光,相信让南都人充满了之为新闻人的万丈豪情。

            然在后来网上生发了浩大的辩驳群论,焦点之一在他们的新闻正义只立足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某些负面报道他们也会因各种原因或是利益共同体或是别的千丝万缕的牵绊,而留中不发,新闻之正义产生于利益之正义,所以活生生也是伪正义。另一方的辩点则在,媒体企业化后,如果失却了利益的保证,企业都垮了,哪里还有阵地去维护新闻的正义?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以最英明的办法是保留元气,该出手时才出手。

           

            于是争论“度”的问题。这真正的“度”在哪里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到前段看过某期万象上说钱钟书先生评别人诗书的趣轶事。作者撮集了各种信息,来论证钱先生究竟是对那人诗词的褒扬呢还是仅只是客套抑或只是为掩盖不以为然而行的幽默的调侃?到最后,作者说,更吊诡的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所谓“钱钟书的真实想法”这么一回事,在他随手摇笔即来的诗评中,有一句似是可用作真的结果的话是:“公真顽皮。”

            呵呵。我想借用了来,说,“上帝真顽皮”。将这么一团混沌的对立矛盾着却又不可拆分的度问题难煞了一群精英。

           

            真正的度在哪里?也许搞清了的那天,这个世界也早已经不需要度了。

     

                                                                            10.12夜 

     

    July 21

    制度求全 人生求缺

     
          昨天回宿舍的一路上聊天。
          朋友的短信里都发的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来撩拨那份思乡之情。
     
         由之而转到朋友的话题上,感叹人生无常。尤其在社会形态如此混乱的时局中更无常。
     
          说,朋友当年是签了承包合同的。然以其人之能,公司发展之迅速远远地超出想象。公司第一年第二年的利润朋友都没有转到私人的帐户上去(这其实也无不可,在交齐了各类税费以后,本就是他之应得),而是放在公司里继续发展,到了后来,利润竟到了数千万之巨,这下放包的上级忽然起了狠心,红眼了,说这是国有的,得收回。由朋友挣得的一应财产瞬间全变成了国有。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公司后来也就这样破败了。国有私有全部化为了乌有。
     
           呜呼,在这样一个产权制度法律规范什么也不健全的社会里,个人的价值和血汗哪里算得上什么呢?
       
           我不免长叹,这真是强盗的逻辑。其实最初,签下这份要交管理费用的合约,岂不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白手起家,若是经营不善,企业亏损,个人所要承担的压力和经济风险该是怎样地巨大?若果如此,“国有”会来替其承担这种亏损么?当然不会!那为什么利润后,却就拖着国有的脸孔来了,用浆糊法一统人的心血和努力?到这最后,企业垮了,于国于家,于公于私,利益了谁呢?
       
           产权的明晰,制度的健全,有时候并非仅只是个人利益的事。更牵涉了家国千秋之业。
       
           而于个人的人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圆满。也许缺者,正就是为了推动一个人向着完美趋近的吧?天嫉英才,月妒红颜,无不如此。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慧耳失聪,诗人拜伦跛脚,一代哲学大师苏格拉底家有悍妻,神童莫扎特早夭......也许正是缺憾才成就了人生的伟业。有一位朋友,似乎生活里面面俱到了,娇妻爱子事业一片坦途,阳光明媚的天空里不曾乌云飘过。却在一次去欧洲旅行时,一向健康的他突然中风而亡。这是怎样的悲剧?
       
          所以,人生需要缺失。为了圆满,为了永在追求圆满的路上,人生需要缺失。
    July 15

    续昨日话题 兼谈二战和不买日本车

      
          读不进去耶利内克的某些小说,除了翻译的原因,我想,还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耽溺于一种压抑的黑暗中太久。

          要是生于古代,又做了御用文人,我注定是那种做颂章一拨的。倒不是为了刻意粉饰太平,而是个性使然。总是于粗陋中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在消极的因素中寻找一切可能的光亮之处,没有光亮也要创造未来的光亮呈于人前。这样就可以让民众永被光亮的希望牵引着,不至于对当下的生活时生绝望。

           

       一个完整的世上,必然要有批判者和歌颂者并存,才能使世间中正,不偏不倚。与简化的中庸比,更像万物逃不过二元统一论。若一天到晚的揭露,目者整日被黑暗丑恶包围,就算是生活得再丰实的人,也会被整得成天忧心忡忡,以为世界的崩溃不日即临。而若无视弊端,一味地发掘美好,展望美好,总也会使人或在安乐中麻痹,或生发了美好情结疲劳综合征。
        
       耶利内克有犹太血统,她父亲在二战中饱受折磨,因一技之长而幸免于那场惊天浩劫。战后这种压迫的后遗症显现出来,一直疯癫至死。在这样的背景里长成,耶利内克显然受影响巨大。也会时常显露精神症状。于是正视苦难,揭露现实的残酷似乎就不可避免。

          说到二战,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歌也因为能够在那样一场惊古奇观的历史巨变中逃生而出,有这样旷世的苦难作了写作的底色,其给人的震憾不可能不无与伦比。

      评论家读书常会感叹,没有惊涛骇浪的历史事件,不经历客观赋予的巨大灾难,作品难以伟大。

      米沃什1939年至45年期间生活在华沙。我记得在看电影《钢琴家》时,当钢琴家正在电台里倾心演奏,一顿炮弹的狂轰,音乐和人群无不仓皇出逃,或亡去。德国的铁蹄第一个践踏的就是波兰。

      米沃什的诗说:我觉得,我在这儿,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给出一个关于它的报告,但我不知道该把它交给谁/就仿佛我是被派来干这事的/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都有意义,因为它会变成记忆...... 

      读到这里,你与二战片一同行进的心会是怎样的感觉?      我哭了。
      
      德国人终究是严谨而诚实的。他们向全世界道歉,虽然那些错误是前一辈法西斯的错,但那是全民族的罪孽和耻辱。

      但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一届又一届首相前去拜谒靖国神社,对被它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摆的就是一付高高在上的嘴脸,教科书一改再改,来中国杀几百万人拿真人做生物试验....那都是为了解放你们!国人虽是愤慨,但囿于种种原因,停留于嘴上而已,日本货照买,日本车照坐,....而小泉首相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照拜不误。

      韩国血性后生敢切下自己的手指以淋漓的鲜血向天发誓,与拒不悔改的小日本誓不两立(一棍子打死所有日本人也不公平)!汉城的马路上奔跑着的也绝少日本车的影子,除此,他们奋发图强,韩国汽车也因全民努力进入了全球名牌行列。
        
           虽然一直以来我都乐意于搂着先生的腰坐在他单车后座上,但男人总要做些事,虽是没有大的雄心,不象我们的领导肩了更多的社会道义于身所以要不停歇地向前开拓,不象国家总理要照看天下十数亿人的疾苦不得不日理万机,但一个仍然瞻顾着家小的对前景略怀了忧患之心的男人,责任于家庭,还兼顾三五个人七八条枪.....于情势所迫,要买车代步。于是几年前去买了车,一辆经济型的国产车。从生产到加工到管理都由国人打理的厂家。朋友们笑他在钱上被我管得紧,其实大谬不然。我只顾得了他日常陪我的日子,从来不曾有了多余的心思去理会得他有多少钱或者时常的外交事务。然他常常向他的朋友们吹嘘,我统领着他的意识形态领域。婚姻十数年的浸入,我的天上漂地上浮的一些思潮早已深入他心。所以一有机会支持国有汽车工业,那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向我献媚的机会的。而果然我也对他的行动大感快慰。

      某夜,看央视2台的对话,正巧访问此车厂家老总。对此公的壮国之言很是感佩,于是私下里夫妻俩也相谈甚欢,预定以后车子升级也等该厂家的技术成熟后有了更新一级的车再接着换他们的。呵呵。
       
          总之,如果有更多钱买车的话,买德国的车也不买日本的。这已不是狭隘的民族感情问题。
          说到德国车,还想起一个朋友讲到的一个小事。其中也有一个耶利内克的故事。他因事到斯图加特小镇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人叫我们国内通称的奔驰车做梅塞德斯,据说缘起于1901年一个叫埃米尔.耶利内克的奥地利商人(也是入史了的奥地利人,这令我不禁怀疑起这人与女作家耶利内克有什么关系不)委托厂家生产一种车,形状,发动机要求,......就是如今奔驰的祖先,车子出来后,耶利内克苦恼于爱车的名字,一日见爱女在院中玩耍,灵机一动,将爱车之名冠以爱女的名字:梅塞德斯。1902年奔驰车的注册商名就成了这位可爱的女子的名字。

    July 14

    暧昧与透明

          暧昧与透明,这两种态度各有各的好处。
       
          用于外交手段上,透明与暧昧的功用是各分千秋。非典期间新闻的暧昧差点误了大事,而透明却挽救了恐慌。64前后外交部袁先生不得不在暧昧和半透明间来回来去地倒腾,虽然那时候大部分人对大部分事都心知肚明,但他不得不如此发挥他的其实很流光溢彩的文辞。
          用于政治手腕上,透明与暧昧更是各领风骚。权力得益于透明,利益则获之于暧昧。当年当监票员宣布萨达姆100%全票当选总统时,谁不惊异于这公开的归化的民心所向?但这百分百的支持率鬼才搞得清到底怎么回事。
           而论俘获人心,在感情上耍一点暧昧与透明的乾坤大挪移之魍蜮伎俩,也是萝卜白菜,任人选喜,一早就占领了常备不怠的战略制高点。
      
          说这么多前提,到后来还是回到了文字上的朦胧与走实。生活贫得只剩下文字了。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将娜拉塑造成一个从玩偶的情状中猛然觉醒的新女性,唤醒了一批人的出走思潮,联系现如今,也出现了一批从学术围城出走的新娜拉(比如今天就从新京报看到李零)。呵呵。就一无所长的娜拉来说,出走之后,命运何如?数年前,鲁迅先生就说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至于娜拉的出走,易卜生之娜拉的觉醒是一种勇敢的反抗,是一份思考后的出路,而鲁迅则认为,这远远不够,这才不过是一切问题的开始。娜拉走后能如何?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受控于社会的制约,没有独立经济权也没有社会位置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家”。
         
          获得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返写了(或者续写)娜拉,《娜拉走后怎样以及社会支柱》,将娜拉走后的悬疑来了一番夯实。没有超出人们的意料,娜拉真的堕落然后又回归了。感动过无数人的娜拉的那句“我首先是一个人,我要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只成了一个无边际幻梦泛起的灰色泡泡,经不得一吹,就破的无影无踪。
          耶利内克以不带爱相蓍称,老是把温情脉脉的面纱撕下,露出这个社会的丑恶来,搞的很多人说她卖国,不爱这个世界啥的。这怪不得她。她成长环境中的诸种因子,以及她敏感的艺术气质和一种生来的神经质,走批评之路似乎就有些必然了。
          但除了《娜拉走后..》读完了,其它手头有的她的一些作品却读不进去。我觉得也许有翻译的问题在。读起来老是不那么顺气。意思明白是明白了,可枯燥得没了一点儿阅读的快感。不象读原汁中文那么酣畅淋漓。